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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红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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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向度决定作品高度  

2012-05-07 12:24: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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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前方就是麦季》

                                               赵兴红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这浮华多元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学面临着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但是仍有一批青年作者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他们大多生活在基层,供职于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写作,创作上有很多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文学不是谋生的手段,文学是生活之外的精神追求。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用一篇又一篇作品把自己的名字托出了水面。李骏虎就是这样一位作家,2011年他以《前方就是麦季》摘取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李骏虎的小说有着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山药蛋派”的风格传承,他自称是看着赵树理的小说长大的,但是,他又热衷于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在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文化语境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直面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写作风格。

李骏虎是个胸中有丘壑的人。伟大的作品后面必定有位伟大的作家,作品是作家生命体验的折射。一个思想平乏的人不可能写出一部深刻的作品。李骏虎曾经下功夫去研究托尔斯泰的经历、生平、信仰与其作品的关系,研究是什么原因让托尔斯泰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是《安娜·卡列尼娜》里曾经困扰列文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在困扰着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把自己经历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都糅进了作品。年轻的托尔斯泰正是过着跟《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一样放荡的贵族子弟的生活,皮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别龙斯基、列文都是托尔斯泰的化身。皮埃尔的饮酒无度、放浪形骸,他对安德烈倾吐的自己宿醉后醒来时悔恨万分、第二天又乐此不疲的生活状态,以及《安娜·卡列尼娜》里别龙斯基经常参与的与吉普赛人的狂欢,都是托尔斯泰年轻时的生活写照。

信仰给一个人提供了生之力量,为其燃起动力之火,信仰对一个作家创作什么面貌和什么品质的作品,无疑是船之风帆。俄国贵族青年约定俗成的挥霍生命的生活方式,一度使皮埃尔也使托尔斯泰信仰丧失,他不再信仰上帝,失去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直到进入生命的秋天,托尔斯泰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他说:“假如我存在,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他开始笃信上帝,但对教内那些言行不一的贵族感到厌恶,于是他开始接触普通的教众,从穷人身上看到了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真正信仰。

李骏虎不满足仅仅验证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他想要的答案是如何让自己写出属于李骏虎的《战争与和平》。当然,《战争与和平》有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背景做支撑,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支撑作品的“大爱”的理念,也是此部作品超脱于当代史而成为历史经典的重要原因。

托尔斯泰在他的思想达到成熟的阶段,他的心中充满了“博爱”的宗教理念,他用作品中的人物卡列宁宣扬:“要爱你们的仇敌”,而这正是托尔斯泰以德报怨、以慈化悲、遭受攻击而不抵抗的宗教理念的实践。皈依之后的托尔斯泰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教义之中,所有对教义的阐释都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自我则是上苍的一部分,甚至“仇敌”也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要爱自己的仇敌。从哲学层面上讲,这是有辩证意义的,正因为仇敌是自己的对立面,仇敌因自我而存在,如何与仇敌相处、相容、相生,才显得特别重要,“爱自己的仇敌吧”。从宗教层面上讲,佛教把仇敌看成是磨炼自己的菩萨,道理也是一样的。

晚年,托尔斯泰由伟大的文学家进而成为圣人,也是他对自己的信仰的践行。他看到底层人民的饥寒交迫,痛恨自己过着贵族的优裕生活,开始学习自食其力,并且打算散尽家财。他请人教自己做靴子,并和农民一起劳动、砍木头,对此索尼娅写信给他说:“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壶、做靴子上”。他为了不杀生,他放弃了贵族生活方式重要的一个方面:打猎,并且成了个素食主义者,还把烟和酒都戒掉了。他予人钱财,别人却拿上他的钱去做坏事,他领悟到“金钱是魔鬼,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因此他认为拥有财产是一种罪孽,决定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八十二岁的时候,托尔斯泰立下遗嘱,把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权交给了公众,而那正是他的妻儿多年来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

可以说,托尔斯泰思想的深邃性、复杂性、后期升腾为一位近乎“圣人”的人格理念,铸就了托尔斯泰作品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使其呈现出光芒与伟大。

至此,李骏虎豁然开朗,想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先成就伟大的人格。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作品写出来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写小说? 在写《前方就是麦季》之前,虽然李骏虎头脑里已经酝酿了这部小说的材料,但他迟迟不敢下笔。他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鲁迅文学院。2008年李骏虎成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的学员。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胡平先生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中谈到小说的“照亮”问题。有一部分小说停留在呈现生活的层面,有的做的好一些,能够超越生活,但是,小说的主要任务,或者说主要责任,不是“呈现”生活,而是“照亮”生活。读者为什么要读小说,什么样的小说值得读者去读,或者说作者为什么要让读者读你的小说,归根结底是“照亮”的问题,小说要照亮生活。也就是说,小说最重要的是要点燃或者“照亮”人性中最柔软的东西。这点令李骏虎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的材料如何去有的放矢组织了。方向一旦明确,终于,他在鲁迅文学院写出了《前方就是麦季》。

我认为,一篇作品的丰富性不在于他的情节、人物关系的复杂铺陈,而在于不同的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有不同的含义和启示,这就是作品的多义性。作品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作品的丰富性。

《前方就是麦季》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描摹着的乃是中国北方乡村麦收前夕一个普通农家的日常生活。古晋南农家少妇红芳结婚十多年了都未能生养孩子,憨直的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不能生的原因其实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既然生不出孩子,所以就要设法去抱养一个孩子,于是,抱养一个孩子,以及孩子抱养后怎样铺排地为孩子大摆“满月酒”,自然而然地成为小说的主导线索。然而,我认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并不是作者用了几乎二分之一的泼墨来描述的前面这部分,这些只是核心人物和核心情节的“生活流式”的铺陈。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老姑娘秀娟,也就是红芳的大姑姐,她分了家里一个磨房屋、二亩地,40多岁一个人淡度时光。母亲兰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的性格与未婚的老姑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小说的立场显然是倾向于老姑娘的。母亲有一天摸到她屋子里哭,说母亲知道她是因为看到了母亲年轻时不忠的隐私才不肯结婚,并以此来进行报复。对此,秀娟总是似有似无地笑,并不当回事。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在抱养的侄子的“满月酒”上,两个青年扶着酒醉的她回屋,偷了她所有的积蓄7000元外出打工。秀娟对偷钱的事实,始终只字未提。即使母亲问她,她也只是说喝醉了,没怎么的。村里都传着两个青年轮暴了她,才突然离家出走。母亲却偷偷谈她是否怀孕的事,在老农父母心目中,即使被轮暴后生子,也比当一辈子老姑娘好。小说这些淡淡描写的情节,在传统的小说中,会被渲染得很重,关于人的尊严、隐忍、以及传统的观念对人性的压抑等。但在这个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轻松的诗意和淡定。正应了那句话,无论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这就是生活;生活本来不应该这样,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真相大白,两个青年的父母把钱还给秀娟,并央求她家不要上告,秀娟却依然像个没事人似的。最后大家以“心善”来对这个老姑娘的行为作了解释。有人提亲一个有10岁儿子的丧偶城里人,她推脱说,收完麦子就结婚。小说以氤氲着香气的金黄色的麦浪结尾。

细想起来,小说本来是写了一个老姑娘在她与别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中,不被人理解、甚至不断遭人误解、遇到偷盗等一连窜让人很压抑的、难以让人释怀的故事,但是小说从头至尾读来没有压抑感、沉重感。相反,小说却给人美好的、诗意的、大爱之后有大福的释然。前方就是麦季,意味着前方就是成熟,就是希望,就是收获和祥和,这种回到大地,仰望天空的写法,会给人力量和温暖。就像李骏虎所言:“每次回乡,一踩上乡村的土地就感觉到非常踏实。从村口步行回家,走在村巷里与晒太阳的老汉、抱娃娃的妇女简单打个招呼,就能给我一种力量,心里特别温暖。为什么我要把乡村写得那么诗意、那么美好?是因为在我的心里,乡村就是一个精神归宿。”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乡村经验审美的一个代言人。世世代代以来,中国农村始终没有摆脱劣势的地位,中国农民不断挣扎、奋斗,到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中最受盘剥的最底层的地位。然而,这不重要,在都市人不断表白自我的焦灼、情感、压力,不断累积财富、地位、权力、自我价值等上层需求之后,越来越渴望的人生幸福指数却日趋下降。

幸福在哪里?都市人也把眼睛转向农村,有的人意识到乡村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祥和,是一种平静和幸福。走向城市后,反而不幸福。幸福的密码不是农村,而是农村人的这种心中有大爱的潜意识,即使生存拮据也持守本分真诚,即使忍辱负重也平静坚强,在患难中相互搀扶,在沧桑中也要照顾麦季的朴素的生活观。

合上小说,我的眼前是金黄色的麦浪,和那个像圣母玛丽亚一样的女主人公形象,她改变了我以前对老姑娘的思维定势,她身上没有老姑娘的凄苦印象,她没有扭曲的人格情绪,她是一个表面淡然、内心充满大爱的圣母形象。然而,作家的高明恰恰还在于,小说也没有把她夸张成一个圣母形象,小说写的很自然,很平和,语言浑然天成,人物真诚自然,她好像就是农村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在被误解,被屈辱的时候,她活的很平静,假如最后真像不被揭穿,她可能就这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依然平静的生活下去。

我也发现,媒体对《前方就是麦季》的报道中也存在误读的现象,比如说秀娟是一个有心理阴影、过着凄苦生活的女人,这点显然违背作者的创作本意。作者通过作品的视角告诉读者,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可以有“麦季”,前提是内心要有“麦季”。只有作家的思想达到成熟的阶段,心中充满了“博爱”的理念,真正做到以德报怨、以慈化悲、遭受攻击而不抵抗,化“仇敌”为自我,与自己的仇敌和平相处,相容相生,以这种理念浇灌出来的作品才能充满诗意与和谐之气,才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爱自己的仇敌吧” !支撑作品产生“大爱”的理念,是作者的思想高度,作家的精神向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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